“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这是大哲学家培根的话;“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这是苏轼的诗。生在一个诗的国度，我们没有理由不爱。

　　在我国史上唐诗是一座令世人叹为观止的奇伟高峰。大凡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会吟得出几句唐诗来，唐诗就好像碗中的饭粒，你总可以捞上那么几粒来。长期以来国人也就是嚼着唐诗长大的。说起，就好像在拉爷爷姥姥的家常，总有扯不完的话头。唐诗虽然高雅，文质俱美，但能进入民间，是可以挂在老百姓口头的艺术。唐诗的妙处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看唐诗只有惊叹。惊叹唐代怎么盛产诗人，唐时的文艺园地怎么盛开诗的奇葩，我们还惊叹唐代的诗人哪有那么雄豪，哪有那么缠绵，哪有那么大江南北，那么花前月下!可是，历史的烟尘湮没了一切。古人的情怀我们今人已无法把捉，我们只有透过历史的烟尘，撩开历史的帷帐，去遥想那秦时明月汉时关了，去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苍茫，去欣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美。一部《唐诗三百首》给我们大致描绘了唐诗脉络起伏的轮廓。初唐的诗人总是那么青春年少的样子，骨子里就充满激情充满奇幻，其诗情激扬，有奔放傲视环宇睥睨群雄的气概，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气度。盛唐的诗人却又是那样平和大度，其诗其情不免流露出功成名就的旷达，有直挂云帆济苍海的豪气。而晚唐的诗人难免沾染了沉沉暮气，其笔力不再俊美飘逸陷入苦涩之境，大有凭轩啼泗流的落寞感慨。

　　唐诗的高产与盛传是与唐代的社会背景时代风尚有关。唐朝的鼎盛给一大批追求仕途的文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济济仕途使那些文人墨客穷经皓首一个个把那些长长短短的格律诗打造得珠圆玉润灿烂辉煌。唐时的天空是诗的天空，诗人是最耀眼的星星，人们仰望星空无不为灿烂星空感到惊异。当我们遥望唐时的星空我们还惊异的发现，星空不仅灿烂而且出现了诸多的星座，赫然排列，灼灼夺目。

　　即使是今人我们还是把李白杜甫看成是唐代的最耀眼的双子座，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老李老杜真好像是难兄难弟，在官场混得不如意，一个是彻底绝望，高唱着天生我才必有用，从此退出江湖，一个是且战且走，一把鼻涕一把泪却又常怀千岁忧，吟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仕俱欢颜千古绝唱。作为诗坛比肩的兄弟，一个豪放旷达，藐视权贵，把诗的激情点燃，写出了自屈子以来最浪漫最灿烂的华章，一个执着内敛，朴实本色，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生命的篇章。李白的诗属于长空明月高山流水，属于风的呼啸和心的召唤，杜甫的诗则属于大地属于庄稼属于人民。有人说李白出世，属道，骨子里透出道风仙骨，为人狂放不羁，心地坦荡无拘无束，行文犹如天马行空，白发三千丈愁怨似个长。而杜甫入世，是儒，是儒中的大儒，为官，则能恪尽职守，造福一方百姓，为民，则能布衣粗食，体恤民间疾苦，杜甫用诗的形式记录了唐代的民间历史，《三吏》《三别》以及悲壮的《兵车行》，莫不活画了一幅幅戚戚惨惨戚戚的民间画卷。杜甫的诗是可以入史的，是诗中的历史，是历史中最耀眼的部分。如果说李白把诗的浪漫情怀发挥到了极致，那么杜甫则把诗的现实关怀推到了平常百姓之中，在唐时的灿烂星空中李杜这两颗双子星座，一儒一道，交相辉映，体现了中国文化最本质的东西。

　　其实唐诗中还有异类的东西，也是灿烂夺目的。就是唐诗中的异类，也是中华文化中的异类。王维属禅，禅是佛道的结晶，是佛的中国化，王维的诗是入了禅境的。王维的诗空亮明静，表面淡然，而内含机趣和意味，粗看淡茶一杯，细品却意蕴丰厚绵长，真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的诗把属于心灵的那份情趣融化到自然中，并通过清新的自然表现出来，因此，读王维的诗就有一种置身鸟鸣山更幽的境地之感，可以一洗俗世的浮尘，使躁动的心灵得到休憩。王维的诗是人的心灵栖息之地。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所，人要诗意的栖居，那么王维的诗就可以作为人的心灵的寓所，安妥我们日益躁动的灵魂。

　　王维以其独特的诗意的书写，无可争比的成为唐诗的又一高峰，成为唐时灿烂星空的又一颗耀眼的巨星，与李白杜甫一道构成三足鼎立的巨星系。这样作为唐代艺术高峰的唐诗，就有了包蕴中国文化特质的三位诗坛巨星，这样当我们仰望灿烂的星空，我们总是为那耀眼的诗坛巨星惊叹不已，为灿烂的唐代诗文化惊叹不已。当然好花需要绿叶扶，如果没有初唐四杰没有边关诗人没有那些宫厅写手没有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诗人诗作，李白杜甫王维也就没有这么辉煌这么耀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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